比如德国摄影师扬·斯特拉曼（Jan Stradtmann）用三年时间完成的《第三自然》(Third Nature，2015-2018)，该项目拍摄的是1963年意大利维昂特（Vajont）水库山体滑坡导致2000余人***亡的历史事件在今天的余响：该水库修建起因是电力公司为多发电而与政客勾结，忽视地质学家警告和民众抗议而以“公共利益”之名强行修建；山体滑坡的悲剧性事件发生后30多年时间，该事件在意大利公共领域被禁言，直到如今许多细节仍未披露。摄影师通过拍摄水库当下的自然景观、当年的幸存者和遇害者的后裔、寻找当年受灾村庄村民的遗物、相关文献报道、法律文书等，将这一被遮蔽的悲剧性历史事件构建成一个视觉考古学的隐喻：坏的决策何以形成以及今天的社会如何避免。这里的“第三自然”，是延续了欧洲文化传统中第①自然和第二自然的说法，第①自然指没有人类影响的野性自然，第二自然指人类为了审美而设计建设的园林（此说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Jacopo Bonfadio），此处的“第三自然”，是指人类被利益和欲望驱使而改变、扭曲自然（比如维昂特水库），它不是美的，而可能是丑陋甚至灾难的象征。
以上为扬·斯特拉曼（Jan Stradtmann）作品
对照FORMAT，我们可以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摄影师也在采取虚构摄影的创作方式（或手法）。与纪实（报道）摄影相比，虚构摄影可以看作是对摄影的一种解放；前者重视理性、逻辑性、社会性、见证性，倾向于表达一种集体识见（collective insight）和线性的时间意识；后者则允许摄影师超越理性之藩篱，按照个人的、想象的、感性的、观念性的方式，对社会和世界进行多层级的建构、呈现和解释，更多地表达一种个人识见和交叉时空。
借用英国学者露西·苏特（Lucy Soutter）的说法，前者是直的（straight），后者是弯曲的（crooked）。对虚构摄影而言，追逐作品的真实性不再是核心问题，如何运用多种手法实现其虚构性（可以是混合了虚构的真实性，也可以是观念、想象、情感、梦境、幻想、记忆、潜意识……）才是核心问题；现代主义艺术奉为灵魂的原创性也不是核心问题，辛迪·舍曼、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谢丽·列文（Sherrie Levine）等都是直接挪用经典图像或商业图像来建构自己的作品，丝毫没有受到“原创性”的束缚。
以上为谢莉·勒文（Sherrie Levine）作品
因此，虚构摄影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艺术特征。当代摄影中这种舍真实而取虚构的趋势，映射了影像与现实关系的改变：随着数字时代和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人类面对信息爆炸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逻辑方法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甄别；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再受限于个人感觉经验，更多的是来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本质上讲，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由他人信息与科学技术构建起来的表象世界（以及种种意识形态妄语），借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是一个虚拟的仿真世界——面对仿真世界，摄影何为？
也许唯有虚构，方可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