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企业领导人除了有管理能力外，还要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这样在做管理工作时才能让员工信服，让员工拥护你。影楼管理者除了有专业的技巧外，还要具有正直的人品，
《论语》为政第二：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百姓才会拥护你？”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拥护；把邪恶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拥护。”
大概公元前480年前后，在列国周游的孔子在弟子们的运作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鲁国。这时，已经七十岁左右的孔子，已成为各国君主所尊崇的“国老”，可谓功成名就。同时，鲁国当权者大量使用孔子的学生担任国家重要的公务员岗位，也使得孔子名声大噪，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求学。此时，鲁国国内却由于当权者苛捐杂税过多，且连续四年发生了蝗灾、旱灾和饥荒，导致鲁国境内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所以，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年轻的君主 ——鲁哀公姬蒋，向孔子请教了这个问题。
要注意这个“服”字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服从，心里不服但不敢反抗，这是表面服从，其结果很可能是阳奉阴违；第二种是心里绝对接受，心甘情愿地服从，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根据当时鲁国的国政，估计鲁哀公希望问孔子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听话。但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服是自然顺服，才是王道。王道也好，霸道也好，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人们看到的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所做的时期能否让大家觉得公正和公平，若是，自然心悦诚服；若不是，自然怨声载道。所以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本来想问关于“术” 的问题，孔子却直接的从“道”的层面告诉了他一个可操作性极强的方案，还没有伤鲁哀公的面子。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选拔、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问题而来。举直，就是提拔正直而坦荡直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邪恶的人安置下去，即让“直”管理“枉”，这个“直”绝不仅仅是正直，还包括能力，要德才兼备，才能够管理住光有才而没有德的人。连恶人都管住了，老百姓自然心服口服。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有才无德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却不管此人是否胜任与否，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只会如武大郎开店——高我者不用。长此以往，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积怨越来越大，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不服，就要反抗，就要**，这就是鲁哀公害怕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观点，真正的坏人，都是有才能的，甚至才能很厉害，只是缺德而已。翻开历史，凡是史书留名的奸臣坏蛋，基本都是惊才艳艳！
现在让我们看一个案例：明朝成化年间，成化皇帝朱见深命令大太监钱能镇守云南。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皇帝不相信官员，于是派身边熟悉的人——太监去监视官员。钱能到了地方以后，据史书记载其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当地官员还不敢管。但是就这样一个满肚子坏水的反派太监，后来当了南京守备（即南京军区政委）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即***长）王恕则是当时朝中最著名的大忠臣。王恕的才干足以克制钱能，在王恕的威慑下，钱能表现的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其他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由此看来，如此贪赃枉法的反派人物，仍然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如果钱能的第一位、第二位乃至后面的数位上司都如王恕般严格管理钱能，钱能未必不能培养成“治世之能臣”。在周星驰做主角的一部电影中，主角包龙星的老爹说过一句话：清官要比贪官还奸，才能**贪官。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这个清官王恕，其在担任吏部尚书（即中组部部长）期间，选拔推荐了一大批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