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俪，拍摄于2002年，北京亚运村
在很多明星还没有冉冉升起时，张甦妍的镜头已经对准了他们。1991年，电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上映。“看完电影之后，我对宁静印象很深，她的外形气质识别度很高。”趁着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张甦妍便主动约了宁静拍照。后来，随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河谷》等影片接连上映，宁静一炮而红，获得百花奖**女演员。
宁静，拍摄于1998年，重庆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当时知名度最高、参与性最强、普及面最广的群众评奖活动，最火时群众投票数以百万计。为了能投自己喜爱的电影和演员一票，很多读者凌晨就在报刊门市部前等待。“那时候的选票都是一麻袋一麻袋装的，还需要人工计票。”张甦妍和同事们利用午休的时间，也参与到计票的工作中，“拆100个信封可以挣几分钱，钱虽然不多，但这段经历现在想来是很好玩的。”
陈红，拍摄于1993年10月23日，北京恭王府
《大众电影》不仅记录了电影业在八十年代的辉煌，也为我们记录下那个年代淳朴、简单的美。“现在的照片都得美颜精修，但当时我们拍照都是‘零后期’，拍一位明星最多用两卷胶卷，也就是60张。一般他们不会给摄影师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选片也都是美术编辑和摄影师选，他们很少干涉。”
史可，拍摄于1991年，北京
与现在女明星们清一色的锥子脸、高鼻梁不同，八十年代很少有演员化浓妆，更别提医美、整容了。“当时的审美是崇尚自然，演员们各有各的特色，不会一味地以瘦为美，也没有人会刻意减肥，除非是为了角色需要。”张甦妍回忆，“那时候大家喜欢的男演员都是有阳刚气的、有分量的、有棱角的，比如邵兵、孙淳、尤勇那样的。如果说谁是‘奶油小生’，那是个贬义词。男演员拍照基本不化妆，就为了拍出男人的质感。”
尊龙，拍摄于1994年9月5日，北京首都宾馆
她曾在张艺谋班上旁听
60年代初，张甦妍读高中时，父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我们家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宿舍，一出门就是天安门广场。正好邻居是国博做摄影工作的，在广场给我拍了好多照片。”当时她就想，如果自己将来也能当摄影师就好了。填报志愿时，她便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只过了初试，没过复试。后来被工程系录取了。”
1973年分配工作时，张甦妍被分到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技术工作，1977年被调到宣传处，负责洗印电影剧照。“后来《**银幕》要复刊，领导让我回电影学院进修，结果就跟着摄影系78班旁听。这个班里，张艺谋是年龄**的，所以他说过，‘必须得努力’，这句话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平时话不多，但特别勤奋。”张甦妍还从影集里找到了当年他们班去十渡拍图片作业时，她给张艺谋拍的一张黑白照片：“现在看起来很珍贵了。”
1979年，张艺谋在北京房山十渡拍摄图片作业
张艺谋，拍摄于1999年，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外景地
能从事摄影工作，张甦妍直言“幸运”。“因为我没有绘画基础，个子也比较矮，应该说条件不如别人优越。”但凭着满腔的热情、勤奋好学的态度和低调直爽的性格，她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导演、演员们的认可，也和他们成了交心的朋友。
“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敦煌夜谭》《火烧阿房宫》四部戏，都是请我去当剧照师，他对我特别信任。”
李翰祥拍摄电影《垂帘听政》时，在故宫给演员刘晓庆、梁家辉、陈烨说戏，拍摄于1982年
至今，张甦妍都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工作氛围。“当时演员在剧组拍戏，没有人带助理，收工的时候也是帮着工作人员一起收东西，大家是非常平等、真诚地交往。那时候对演员要求也很严谨，因为是胶片时代，很多时候就得一条过，不管多大的明星，都得做好功课。”
1981年，张甦妍给郭凯敏拍照，张瑜主动帮忙打灯
在她看来，到了90年代后期，从演员有了经纪公司开始，影视行业越来越市场化，种种乱象也开始冒头。“现在老说‘人设崩塌’，当年可没有‘人设’，只有艺术工作者对自我的严格要求。”
虽然拍了那么多经典照片，但张甦妍没有出过画册，也没有举办过个展。明星摄影师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巨大的光环，但在她看来仅仅是一份平凡的工作。“现在，偶尔翻翻留下来的老杂志，给自己留了个念想，就足够了。”这份工作真正让她收获幸福感、价值感的地方在于，“能将这些电影人的美好瞬间定格下来，和大家分享。”
（原标题：《大众电影》摄影师揭秘80年代，柴火垛前拍出明星大片）
来源：艺绽 记者 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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