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被称为“中国***的人像摄影师”。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的拍摄，1996年出版《我们这一代》，2014年此书第三次再版。
摄影师肖全变了。他原本一直不愿意装修他在深圳的家，反正自己云游四海，那不过是个“放行李的地方”，如今他55岁，还是到处飞，心里也没有安定感，却觉得该对自己的窝负责，于是好好拾掇了住处，开始信佛的他给自己设了佛堂，还在相机盒上写着“照相不见相”，这句话反过来读也有禅意。
在他的家里穿行，你随时都会跟一个文艺大腕儿打上照面：越过琳琅的佛教摆饰，客厅置物架上，作家王安忆双手交叉在胸前，抿嘴望你；坐上沙发，眼睛平视，又看见摇滚音乐人崔健在一堵墙前双手插口袋，倔强的眼神抛向左边；走进书房，眼神一晃又见到张晓刚、岳敏君咧嘴对你笑。定睛一看，这些熟悉的面孔又好像有些不同—没有皱纹也没有赘肉，也还不需要戴帽子遮掩后移的发际线。这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们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八九十年代崭露头角或风靡至今：顾城、何多苓、张晓刚、崔健、王朔、张艺谋、杨丽萍……这些肖像往往是这些人最经典的一张照片。他们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而肖全也被称为“中国***的人像摄影师”。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找这本书的踪迹，之前的版本在网上被高价兜售，或者在图书馆里被翻得掉页。18年后，终于第三次再版，不再是印刷在摄影书常用的铜版纸上，而是采用了更轻便的纸张，开本也变小了，仿佛在说，这本书早已超越摄影领域，成了一本随身的时代传记。
玩出来的作品
1990年，肖全翻开了诗人钟鸣办的文艺刊物《象罔》——那是一本用复印机复印，用订书机订起来的“地下刊物”。一张照片把肖全“一掌拍到了墙上”：美国诗人庞德穿着黑色长衫，头戴礼帽，拄着拐杖走在石头小路上。
当时肖全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中国艺术家也要有这种好照片！”实际上，他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对这一群体的拍摄，“但是当时没有那个野心啊！”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后，他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和成都文艺圈的朋友“玩”在一起，在玩的时候，他总是会拿起相机帮他们拍照，其他地方的文艺人士来了，也会顺便来上几张。他喜欢用“玩”字，比如《我们这一代》里最早的那张照片—1986年顾城和妻子谢烨在“星星诗歌节”的合影，也是他们一起“玩”出来的。“当时顾城乐得手舞足蹈，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在公园里，顾城和谢烨把枯藤编好挂在脖子上。”
也是在1990年，三毛来成都，许多媒体都在约访她，肖全也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三毛看，三毛一边看一边摇头，肖全以为她不喜欢。结果她说：“不行，你给他们拍得那么好，你要给我拍。”三毛推掉了两个约会跟他在柳荫街漫步，和街头小孩玩沙袋，“那天三毛好像把自己的一生都演了一遍”。3个月后，三毛离开人世。
“那时候不太看钱，大家都很穷，就看你的照片是不是足够吸引他们，让他们站在你的镜头面前。”肖全这样形容当时的纯粹。
要打动这些大腕儿，有时还需要一点“阶级情感”。1993年，作家王朔的作品已登上电视银幕，肖全一开始的约访并不顺利，总是被婉拒，王朔说太忙要搬家，也说“我相信你拍得好，但我实在不愿意拍照片”。还好有“江湖上”的私交帮忙：他们共同的朋友，作家、《菊豆》等电影的编剧刘恒向王朔说情：“肖全也是咱们海军的”，同样是海军出身的王朔一下子***脾气，“阶级感情是很难用其他东西代替的”，肖全说。最后两人见面聊“版权”—因为叶兆言告诉肖全，王朔深谙此道。最后，肖全拍下了一张王朔和记者聊天时认真聆听的样子。“都以为王朔没正经的时候，其实他是十分尊重人的”。
也不是所有拍摄对象都有空长聊。比如张艺谋。1994年，肖全已经颇有名气，受邀为张的作品《摇啊摇》担任图片摄影。在记忆中，张艺谋是一个几乎不休息的人，“而且从没看他打过哈欠！”他们偶尔聊起过摄影，张艺谋说，“我曾经也是拍照片的，但是现在开始拍电影，电影要有起幅落幅，要考虑轴线，我得把拍照的方式彻底忘掉，要想电影语言。”有天他们一起吃饭，张艺谋聊起了斯皮尔伯格，“人们说《大白鲨》商业的时候，他又拍了《辛德勒名单》，人们又觉得他不商业了。所以还是要靠自己的心，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在拍摄张艺谋的众多照片里，肖全选择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放进书里：张艺谋在片场喊开始或者“卡”，嘴巴张得老大。因为肖全觉得这照片“特别像”张艺谋，“那种劲儿！他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下，是一个开足马达的人，而且我愿意看到他那一代的爆发力”。
肖全喜欢这帮人的“劲儿”。一次在成都，他和柏桦等诗人谈天说地，聊诗歌聊文学，尽管不记得聊了什么，肖全还是能用一堆比喻形容当时的感受：“那个气场特别足，一般的人肯定会晕倒的，这帮人在一起时聚起的能量，呼呼地往天上蹿，就好像你没有一定的内功，一下就会被那个火球踢出去”。
“他们手上的活都特别好”，他欣赏钟鸣的诗里那种平实和幽默，欣赏欧阳江河的过目不忘，他甚至会得意自己有这批朋友：听朱哲琴唱歌，看杨丽萍跳舞，看何多苓画画……这些人浪漫有趣，他至今记得诗人张枣从德国留学回来后，这帮人聚会时玩的游戏：他和张枣互相对着《哈姆莱特》台词，或者每人说一句对“女人”这个词的修辞。
肖全的置物架，摆满了那一代人的青葱面孔：歌手陈思思（上排左一）、张艺谋和巩俐（上排右二）、陈冲（上排右一）、模特周樵（下排左一）、王安忆（下排居中）。
变与不变
从1986年到1996年，肖全拍了十年。从第一次出版再到现在，又已18年。这足以让太多事情发生。刚跨入90年代，邓小平南巡、下海潮掀起，人们开始大方谈钱，也搅动了文艺圈，甚至让他们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现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的吕澎，在肖全眼中是转得快的了。1992年，还是《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的吕澎穿着呢子大衣、戴着金属框眼镜盯着文件的样子，被肖全拍了下来。那一年他成了“广州双年展”的“艺术主持”—“策展人”还不像现在，是个常见的词，这次展览让民间企业出资、民间销售艺术品，更是先锋的事情。我们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一篇1994年吕澎接受媒体访问的稿件，当时他和深圳东辉公司合作做了一个奥莱特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凭着对商业的敏锐和学者的清晰逻辑，吕澎开始很忙很忙，操纵上千万的资金，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好兄弟，他还是待我很好，可是有一阵子我都没好意思去打扰他。”
好些艺术家都还没适应老朋友的商业味道，包括肖全本人。1991年，舞蹈家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肖全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接受了杨丽萍的拍摄邀请。但他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要钱，直到见了面，把话绕了十来分钟才把杨丽萍说明白：这位兄弟拍照是要收钱的，他得靠这个吃饭。后来，杨丽萍给了他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当时他的铁饭碗工资不过170多元一个月。
资本的浸入需要时间，当它开始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时候，油画艺术家张晓刚还窝在重庆的工作室里，穷得叮当响。在肖全的镜头下，他穿着纯色的衣服，裤子松垮，搂着妻子自在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一直到2006年，吕澎给肖全打电话，用成都话说：“肖哥，晓刚的画，买了将近100万，美金！”他说的是那幅《血缘:同志120号》，刚在纽约苏富比以98万美金成交。“90年代的时候，我和吕澎搭火车去看他，他那幅卖了很贵的画，就摆在他工作室一角”，回忆当初，肖全知道，这批人不得了了，“变了”，开始被媒体包围了—张晓刚和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如今被称为当代油画“四大金刚”，因为他们的画全都拍出了数千万的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