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蒂诺镜头下的凯特·摩丝(2006年)
特斯蒂诺镜头下的吉赛尔·邦辰(2007年)
摄影路
在伦敦,特斯蒂诺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粉红色,搬进斯特兰德边一个废弃医院的公寓里。他和朋友们扮成医生和护士开派对,偶尔还扮成急诊病人。从秘鲁传统中解放出来后,特斯蒂诺活得滋润。到了1980年,他决定拿起相机,开始用镜头记录下一帮群居朋友们的丰富生活。虽然当时他的个人作品反映了他的机智和魅力,然而他的专业人像素养却来自于他最崇拜的几个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戴安娜·库珀,诺曼·帕金森等。
上世纪80年代早期,《时尚》杂志国际编辑米什·鲍尔斯与特斯蒂诺相识,他回忆有一次与特斯蒂诺合作的事。那是在塞维利亚为《哈泼斯与名媛》杂志拍人像故事,由于资金预算不足,特斯蒂诺指示司机带他们到城市里找最富裕的家庭里去拍。鲍尔斯回忆说:“马里奥在最漂亮最时髦的房子前跳下车,我在后座尴尬得局促不安,房子前院种着鲜花,我们聊起来不知道业主是谁。”想不到,当时特斯蒂诺和鲍尔斯很快因此成了塞维利亚的红人。“我们在城市里最引人入胜的,完全私人的大宅里拍摄。照片散发着气氛和态度,拍得相当成功。”鲍尔斯说。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法国时尚》杂志编辑卡琳·洛菲德的提点,特斯蒂诺才真正认识到他并没有形成自己个人风格。“在英国时装业我尊敬每一个人,我听他们的太多,但对自己却不够重视。”他说,“最终你还得成为自己,你不可能成为别人。”
成名作
1981年特斯蒂诺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地点拍摄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大典。“我坐在街上一个邮箱的箱顶上,在人群中间,望着马车队伍,然后我拍了一张女王与爱德华王子在车厢里的照片。”他回忆说,“她似乎看见我了,而且认识我———她直视相机镜头。”特斯蒂诺这次第一张王室人像成了他多年摄影事业的分水岭,而后来他1997年为《名利场》杂志拍摄戴安娜王妃也让他现在很出名(拍摄之后不久戴妃因车祸去世)。这两次拍摄机遇间隔16年,既是一种比较和学习,又反映了他的野心,正是这点帮助他今天成为顶级人像摄影师。
这张人像,以及那些戴安娜王妃的照片目前都在波士顿美术馆独立展出,与特斯蒂诺其它让人激动的有关性和名人的作品分开。在他的非杂志性作品里,有很多的肉体及近在咫尺的感官人体照。他的第一本书《任何异议》于1981年出版,展示了男性日光浴的全景———在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玛海滩,彼此懒洋洋地躺在。展出的照片还有更多私密镜头:纳奥米·坎贝尔的衣服悬挂在她的腰上;凯特·摩丝的内裤跌在脚踝上,坐在马桶上彼此相对;三个年轻英俊的男子赤身裸体,懒散地躺在床上;一个丹吉尔男子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等。
地球人
“在拍男人和女人之间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对我而言,只是某个人而已。”特斯蒂诺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从中满足自己的性欲,因为我憎恨从别人那里夺走自由的想法。我明白此时你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的欲望是相当宽广和开放,那也是影响我工作的事情。”
也许,他的开放性根植于他变色龙般的游走于不同社会的不会令人怀疑的能力。他说起作为一个13岁男孩游历纽约的经历,在一家餐馆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一桌陌生人介绍自己。“我妈妈当时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我想从那时起,我母亲或许已经明白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不过她非常大方,他让我自己做主,她没有像大多数秘鲁人过去做的那样,让我适应她的生活。”
当特斯蒂诺移居伦敦后,他的母亲警告他,你从此永远不再是100%的英国人或100%的秘鲁人了,但是没有止境地在地球各地闯荡把他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主义者。“我的英国朋友有时嘲笑我说,我比他们还懂得英国的精妙之处,我很以此为傲。”他说,“我进入新领域和前沿越多,也会变得非常传统。因为你喜欢意大利美食,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中国美食,法国美食或者日本料理。我喜欢所有的东西。”
小故事
特斯蒂诺还说起拍摄经历中的几个小故事。在为新一期《诱惑》杂志拍凯拉·奈特莉时,他们出去拍了十次都不止,这对一名演员来说很不寻常,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有计划推广时才会安排拍摄。
“安娜·温图尔是另一个例子。”特斯蒂诺说,“每年我都替《Met
Ball》给她拍肖像———还包括她的孩子。”一次温图尔召他去拍她本人和第一个孩子的护照标准像,这似乎有点没有必要。他还持续不懈地拍摄吉赛尔·邦辰,帮助她提升到超级模特地位。“没人喜欢她,没人要她。”他说,“尽管她是对的,但我还是努力争取让她进入我的故事里———太这个,太那个,鼻子,乳房,腰等我的各种要求。我相信受到困扰的人会变得迷人。”
从麦当娜到Lady
Gaga,特斯蒂诺拍摄了许多女人,但是他很遗憾没有机会拍更多的男人。“我从未拍过西恩·潘。”他懊丧地说道,然后皱了下眉。“事实上我在派对上拍过。那是张很好的照片———他正在给纳奥米·坎贝尔点烟。有一个时期,他们曾说我拍男人比拍女人要好,其实这与男人无关,所以为了证明这点我开始疯了似的拍女人。”
返故乡
最近,这名摄影家发现自己又被拉回到出生地秘鲁,在那里他的母亲刚刚庆祝完90岁生日。“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不管我们在一个地方如何开始,又会到另外某个地方结束。”去年7月,他在秘鲁成立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在那收藏了他本人的大量作品,以及其他秘鲁艺术家的作品。
“我发现秘鲁此时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生着变化,我认为自己在那里将发挥作用。”他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问题是没有沟通好———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以前存在的那个时代没有关系。它让人们思想封闭,而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看来都一样。”
作为一个摄影家,他目前的作品成为各大博物馆和画廊收藏的对象,但特斯蒂诺却宣称对艺术遗产并不关心。“我把生活当作一次聚会,聚会结束了,生活也到此为止。”他说,“我也没感觉到需要有孩子。人们觉得他们需要孩子,因为他们将会留下些什么。我身后不需要留下任何东西。我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现在。”
他是一名将要上路,去另外一个都市的男人,又一次的拍摄,又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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