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幻灭的抵抗
广州站的第二天。在广州郊区一家饰品城3楼的一间展厅，临时搭建起的照相馆，一幅鲜艳的红色前景帷幕，几乎成为某种标志。背景画高高地挂在墙上，仿佛共同框起了一座舞台。舞台上最显眼的，是一只仿真鹿，一个方头方脑，还会不断放歌摇头敲鼓的机器人，这些都是马良现成从饰品城的商家中借来的，两个有趣的道具一左一右，巧妙地安插在一片鲜花和绿色植物中，两位穿着欧洲宫廷服的女孩站在中间，顿时好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堆原本平淡无奇的东西组合出的奇妙，着实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一切，对马良来说，却似早已有些习以为常。在他上海的工作室中，早先的作品里，这种古典仪式感与荒诞戏剧并置的景象，早已比比皆是。对于移动照相馆的雏形，马良在2011年的作品《我的照相馆》前言中说，这一切“是一个美工师最浪漫的职责所在，为了比不完美的生活仅仅好那么一丁点儿，值得用最绚烂的形式，穷尽所有力气”。
再向前追溯，在成为摄影师前，马良拍过9年的广告片，断断续续追求过自己的电影梦，上海大学工艺美术系毕业，12岁时开始学习美术，小时还做过多年小演员。他出身于艺术家庭，父亲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的导演马科，母亲是《编辑部的故事》中“牛大姐”的扮演者童正维。
“我从小在舞台上长大，我的童年永远框在舞台的帷幕中。”对于相片中的红色帷幕、暖色灯光等标志性符号，马良毫不隐晦自己的喜爱。当他将自己想做“移动照相馆”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顿时叫好鼓励：“这是你成为艺术家真正应该做的。这个方式很好，比我们这代人好。”马良说：“父亲不一定看得懂我的作品，我也无法像他们那一辈那样严肃地表达。我们这一代可能更习惯轻松一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引发移动照相馆的更多因缘，也是出自马良从自我生活状态中的感受，客观与主观因素皆然，最初蹦出这个念头的原因，竟是因为他的工作室要拆迁。
2011年初得知他所在的创意园要被拆除的消息，“我曾经的小学，小时的家，走过的路，有时回去甚至会怀疑记忆中的那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为什么我们必须习惯这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生活……”
马良决定在拆迁之前，将陪伴自己4年多的工作室改成照相馆，2011年3月完成了自己的系列摄影作品《我的照相馆》。这一系列作品风格与如今的拍摄感觉如出一辙，如同老照片一般浓墨重彩与庄重诙谐。“有人说，把照相馆开到我们那去吧，当时就想，要是没了工作室，我就到哪租个房子，开间照相馆，随后又想，中国那么多城市，为何不干脆把照相馆搬到车上，一路走，一路拍？”
马良收藏的老照片中，也有一张启发了他。那是一张“一战”后的照片，是位欧洲乡村牧师把轿车车顶拆掉，放进一个木头盒子，改装成一间移动弥撒室，“这样他可以开着车把信仰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将信仰送到你的家门口。”马良被这感觉打动，也反思着自己的状态，窝在工作室象牙塔中的感觉更让人厌倦，“我希望可以深入到现实生活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艺术的快乐，不能让物质时代的无力感把我们消磨掉”，“想要用自己的创造力，为别人做些事情，让我的"艺术"变得有用一点，我希望把自己的创作力和热情，当作礼物送给喜欢我作品的朋友，也包括陌生人”。
于是，在40岁这一年，马良决定上路，像一次冒险，一次修行，也像对青春的告别，以真诚的相片，温柔对待这个世界。十分浪漫。
过一种永远不会厌倦的生活
移动照相馆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挺复杂。
2011年5月，马良通过微博表达了想法，几天内被转发上千次，许多地方的人们都报以支持，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马良的朋友们也是如此。马良的好友党辉首先被这一计划打动，远在兰州的前助手嘉瑞，曾在电网工作，跟了马良好几年，听说了这一计划，也义无反顾加入进来。按他的话说，是为这个计划动心，也想从平淡的生活中跳出来，当做一次修行，一次思考自己人生的机会。马良的好友小方也是如此，他是上海广告圈内的精英，日复一日收入虽丰却愈感工作乏味生活迷茫，让他正希望能够有机会缓一缓心绪，整理自己未来的方向。与小方同在上海广告圈中的马良好友阿炜，加入了进来。马良在杭州的另一位前助手扎西听闻，也关掉了自己的咖啡馆，加入团队。在西安站拍摄时，原本作为志愿者来帮忙的大三学生小陈，本着想好好坚持做一件事的想法，也加入到队伍中。马良的小组最终确立。
在最初计划中，马良预计全程需走55座城市，行程总计约2.8万公里。上路之前，马良和他的团队准备道具就忙了好几个月，40多套巨幅布景，用做道具的飞机、飞碟、摩托车、吉普车，还有一只兔子，都是马良一笔笔画出来，小小的一部货车里塞满了发电机、布景、睡袋、5套摄影灯具、2套数字摄影系统、医药箱、打印机、数十套服装和衣架。每到一地，打开厢门，每每都会引来一阵惊叹，怎么塞进这么多东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