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张立洁作品《被忘却的少数：罕见病群体》
拍得有价值，有效果，才能传播得更远
释藤：恭喜你的作品获得“徐肖冰杯”的大奖，请问你是第几次得奖？获知作品入选，心情怎么样？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么？
张立洁：谢谢，其实我得奖并不多，这次当然很高兴。从2009年得侯登科奖到今天也已经3年了，中间有一年的时间都不在状态，包括2011年的侯登科奖，其实我也投稿了，但是连第一轮都没进。我只是觉得拿了侯登科奖那么多奖金，起码我得汇报一下我没有懒惰没有就此停滞不前吧，但是连第一轮都没进，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中间发生了什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在大理偶然遇到李媚老师，她说可能是大家觉得你已经拿过奖了所以就都没投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拍得不好，总之还是有点刺激到我了。所以这次得奖我挺意外的，也从心里挺高兴的，谢谢徐肖冰奖的认可，如果有机会谁给我讲讲评选的过程就更好了。
释藤：立洁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摄影的？有什么独特的经历么？
张立洁：中学的时候学过画画，所以对视觉形象比较敏感，到了工作的时候接触到相机，拍摄采访照和稿件配图，才开始用镜头作为表达的工具。
释藤：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和摄影有关系么？
张立洁：我是记者，而且是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媒体，有机会大量接触和残疾人相关的报道题材，这也是我很多摄影项目的线索来源。
释藤：把镜头对准残疾人，当时是抱着怎么样的心理？
张立洁：这是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做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的机会。面对身有残疾的拍摄对象，会有一种侵略感，但同时也让我更加强烈的想拍好，拍得有价值，有效果，能传播得更远。
释藤：在你的镜头下，那些人都给予了尊严和温暖，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立洁：尊严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在某些情景下表现出的是困顿，但是背后一定有隐忍，把这种隐忍呈现出来，尊严也就自然而然的呈现了。当然，这中间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角度、表情、光线等等，但首先你要能明白那股力量本身的价值。
释藤：当你面对拍摄对象时，没有遭遇心理上的障碍（不忍心看、带着情绪）吗？你是如何克服的？
张立洁：也许是因为长期接触残疾人报道题材，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心理障碍。当你更多的熟悉了他们的艰辛和困境，就不会再被那种“虚伪的不忍”困扰，更令人反感的是很多人会打着“难受”、“残忍”的幌子而拒绝正视他们的存在。事实上，这种貌似同情的回避是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和不公。
释藤：拍摄时，曾经遭遇过拒绝么？因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果不是对你特别信任，应该不会同意你给他们拍摄吧？
张立洁：经常遭到拒绝，这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没什么的。他们对我的信任首先来自我的记者身份，接着是在人和人的接触过程中建立的。
释藤：被拒绝时或者不理解时，你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做好后续的工作？
张立洁：刚开始拍非典的时候，拒绝会让我很不安，怕找不到下一个接受采访的人，有点朝不保夕的焦虑。拍到后来，拒绝的情况发生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平常心了。有人拒绝，也一定会有人接受，这没什么的。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不习惯，但是多了就慢慢习惯了。最开始拍非典后遗症的时候心理压力更大一些，后面的每个采访都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这个项目还能不能继续拍下去，能不能完成都不确定，肯定会焦虑。后来开始拍罕见病，虽然也有拒绝，但是你知道总有人会答应的。每一种罕见病虽然少，但是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总会有人愿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患渐冻人症的姐妹，采访和拍摄都还算顺利，但是当我要求她们能不能从轮椅换到卧室的床上，像平时两个人一起睡觉前聊天一样，她们一开始就有些犹豫，但是后来听了我的描述同意了，拍摄的效果我也很满意，但是还没等我把胶卷送去冲洗，她们就反悔了，怎么说都不行，所有在卧室里拍的照片都不能用了。我知道，这样的话基本就等于白去了。而整个采访从北京到石家庄，又到县里、村里，折腾了两天全都白费了。不过没办法，事情就是这样，只能接受和总结经验。
有趣的是，有一次见到普雷基，他说，你知道吗，尤金史密斯拍摄的那张日本水俣工业污染的非常有名的那张，母亲抱着汞中毒后遗症的儿子洗澡的照片，几十年之后，因为当事人和家人的异议，现在那张照片如果再公开也属于“非法”的了。听起来荒唐吗？可是这就是真的。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