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王久良这朴素的愿望要实现是何其不易。这个山东汉子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么？”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以前，和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心爱的宗申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中“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直到2008年，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了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观念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安丘的田间地头。“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当地的青山绿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是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旁边传来蛙鸣阵阵。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然后在GOOGLEEARTH上弄清楚它们的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垃圾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王久良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会要”。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
良心！良心！
其实，早在2009年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就凭借《垃圾围城》和美国摄影师利奥-罗宾芬共同分享本届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的人。
他说：这个作品最后的形成，包括传播，其中有很多人的参与。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就是理念问题，学术问题。比如就像我在获奖感言里所说，“很多有良知的企业、公司、机构和个人对这个事情提供了很大很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没有这个片子的，我仅仅是代表他们执行了这个行为。所以这个作品并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们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做一个作品，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作品就是话语，我们是想靠作品和话语去传播我们的理念，通过作品，通过这么多劳动，去促成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事情的改变。尽管现在谈改变好像很是老套，但我始终这么天真的以为，只要你付出劳动或努力，或者你运用一个有效的运作和操作，那么应该是会对事情的改良和改善起到积极作用的。
拍摄《垃圾围城》系列图片，源于王久良对垃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他说：也许我们整天生活在这么一个被消费主义所裹挟的社会里，对我们生产的废品、废物熟视无睹，如果让你看见、听见，或得到一个对你整个心智产生震撼效应的，让你切切实实感到吃惊的一件事的时候，可能才有了一个引子，真正让你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去思考它。我小时候在农村，那时候农村非常漂亮，那时候整个经济发展没有这么迅速，自然风景非常漂亮，但是当我2008年在老家拍上一个作品的时候，发现农村其实跟城市没什么区别。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里，它的垃圾大量充斥着我们现代社会的商品符号，比如各种各样的产品等等。还有就是最直接的来源，打农药的塑料小包装，每次打完农药都会留下。原来的农药你应该很清楚，那种棕色的瓶子，上面画着骷髅表示有毒，那个瓶子不是一次性使用的，一年也可能用不完一瓶。现在的就是每打一次药就一个袋，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田间地头池塘水边，全是这些袋子，很可怕。
这些袋子都是有毒的，原来水塘里都是有鱼，有蝌蚪，青蛙什么的，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仔细看过那片水域，什么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