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通常把能力大小作为人才取舍的标准。影楼人才的选用也是基于此。能力是衡量人才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一点古今皆同。但是在封建社会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个人好恶、传统的保守意识和落后观念等等，都给这一标准加上许多无形的羁绊，使能力之外的若干消极因素影响有时甚至左右人才的取舍。康熙皇帝被视为古今少有的明君之一，他的“明”体现在用人上就是果断剔除了许多附加在能力之上的糟粕意识，把真正能做事的人提拔到相应的位置。品读以下故事，学习用人之道。
越是地位低的人越有上进心
越是王公贵戚、勋爵子弟越有可能糜烂和无能，所以选拔人才不要在地位上设置条条框框。大凡励精图治的君主，多对地位较低者的进取心满怀期待。
秦王嬴政就是依靠这一明智的认识和实施策略建立不世之功的。
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曾任过掌乡文书的小吏。他身居统治阶级的下层，对高?厚禄怀有极强的欲望。一次，他见到吏舍茅厕中有老鼠以那些污秽之物为食，当有人或狗走近时，老鼠便慌忙逃窜。后来，他又看到仓库中的老鼠吃着粟米，住着大屋，却没有人和狗来惊吓。两相比较，李斯不由得大发感慨说：人“贤”或“不肖”，正像这些老鼠一样，就看各人处在什么地位，而且是否有靠山了。
由此李斯认为，要想出人头地，获得荣华富贵，就必须想办法提高社会地位。自己身为小吏，正如厕中之鼠，卑微贫困，任何人都可能欺压自己，所以只有改变现状，跻身于社会上层，才能被君王看重。但想要被君王看重，就得具有真才实学，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正是这个道理。这时李斯已经觉悟到：一个人若安于贫贱的地位，就和禽兽没有两样，这是“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于是，为了寻求登上高?之位，李斯到兰陵拜当时的大儒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荀子是战国后期有名的儒学大师，但他的学说却和孔孟学说颇有不同。例如，孔子要求人要“知天命”，而荀子反对天命、鬼神之说；孔孟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孔孟要求“法先王”，荀子则要求“法后王”，认为人不可一时无礼，无礼则政令难行，只重利而无法更是不行。总结起来，荀子就是主张性恶论，又主张礼法并重、德行并举，这是比较有效的帝王统治术，也就是说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比较可行的理论基础。找到荀子，对于李斯来说，也是找到了他所追求的真才实学。
李斯以荀子为师，学得了荀子的这些东西，为他以后从政打下坚实基础。与荀子不同的是，李斯对法家思想显得更有兴趣，这也成为后来他帮嬴政建立完全法制的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离开老师荀子时，李斯对前途还是有些茫然，有了“帝王之术”这块敲门砖，该向谁家去敲门，卖货于何方呢？留在楚国，可楚王实在昏庸；留在韩、魏，韩、魏又过于弱小；投身赵国，赵国已经一蹶不振；而北之东齐也是自身难保。李斯放眼望天下，感觉只有西方的秦国力强盛，兵强马壮，犹如一只猛虎，虎视着关东六国的一举一动。
不久，身怀远大抱负的李斯走进了秦都咸阳城。李斯刚到咸阳时，正值庄襄王嬴子楚病逝，秦王嬴政刚刚即位，而秦国大权全掌握在吕不韦手中。于是，惯于见风使舵的李斯就暂时投到吕不韦的门下做了一名舍人。舍人是战国时期高?显贵之人的侍从或亲信，而不是一种官员。李斯做舍人不久，吕不韦发现他极有才干，就把他提拔为郎。所谓郎，既无官署，也无职位，但在秦国却属后备官员，他们还能主持侍从宿卫，虽是一个小官，但也有接触国君的机会。当时的国君嬴政还处于学习如何治理国家的见习阶段，李斯便趁机向嬴政进献了他的“帝王之术”，纵论天下形势，让嬴政听得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