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一座晚近成长起来的城市，五方所居，华洋杂处，婚庆礼仪很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明清以来，嫁娶“不拘六礼，但以通媒为定，不计财礼，不侈妆奁”。婚仪也相对简单，新妇“黎明冠髻入门”，行合卺礼，拜天地，谒家庙，认大小；妇家提供三天的饭食，整个婚礼就算完成了。而且嫁娶多在除夕举行，所以天津至今留有“又娶媳妇又过年”的民谚。
及至清代中叶，礼仪日渐繁复。婚前先要换帖（姓名），请庚（生辰），再将写明迎娶日时的“时书”送女家“请日子”，女方则先期把衣饰器皿等送男家“过妆奁”。迎娶之日，男方送衣服冠带到女家“催妆”；名柬则随彩轿而至，谓“到门帖”。新妇过门，北礼坐床三天，拜祖先、分大小；南礼当日与新郎阖家见面，大抵说，北礼简而南礼繁。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天津婚庆不太循规蹈矩而是追求火爆，近人高凌雯说：“天津有婚丧之事而无其礼，所谓婚丧赛会而已；有庆吊之文而无其意，所谓庆吊会食而已。”可见“赛会”之风与“会食”之举，由来已久。
辛亥革命后，西礼结婚引领时尚，婚礼马车开始取代花轿。车行老板刻意制成轿式迎亲彩车，绣四季花卉，装五色电灯，以示四时平安，五世昌盛。车内另备花轿一顶，以备宅院深远或僻巷狭窄、马车不能到门使用；当然也可陈于院内，以符“亮轿”旧俗。
经过五四运动，自由恋爱兴起，即便是中西合璧的婚礼，也不再受年轻人的青睐；去教堂举行简单而庄重的婚礼，乃至集体结婚，成为一时风尚。当时有竹枝词说：“指环互换结同心，不用交杯酒再斟。宾致贺词主申谢，堂前应节奏风琴。”
解放后大规模破旧立新，婚庆礼仪返璞归真。一般来说，男女双方结婚之日，买点喜糖，亲友同事集资送些日用品，由单位领导主持，举行个简单仪式，就算“礼成”。搭帆布棚，支锅做饭，招待亲朋，反倒是“文革”后期兴起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生活水平稍有提高，“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后改电视机）与四季服装，成为婚礼的时髦必备。刻意追求之余，闹出许多笑柄；当年，相声大师魏文亮的《要条件》，对此进行过辛辣的讽刺。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择日大办婚礼开始盛行，婚庆公司应运而生，迎新车队日渐豪华，礼花礼炮愈放愈烈，婚礼大厅姿彩万端，名嘴主持风格各异，婚宴档次日渐提升，且至今不衰。
婚庆礼仪，自古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从一个层面反映出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的改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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