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王福春
知名摄影家王福春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13日6时8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王福春40余年驰骋于铁轨之上，他的经典摄影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见证了中国铁路行业的发展与中国人生活面貌的变迁。
2014年，《摄影世界》杂志曾对王福春进行了专访。今天，我们将这篇图文重新编发，以示深切怀念。
01
人生大方向上，我把握得***准
从***次踏上火车至今，回首四十余年，命运只将王福春推向了一件事——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说是命运的怂恿，是因为王福春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火车将会成为他一生拍摄的主题。
而从这一题材上获得成功，剥丝抽茧，也是王福春在命运的几个关点做出独立选择的结果。王福春所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恐怕是国内摄影界知名度***高的作品之一。1990年代，“黑镜头”系列丛书出版时，就收录了王福春当年拍摄的几张火车上的肖像。
哈尔滨一北京，1986年
那时，王福春正在摸索，作品已渐成系统，那些镜头经典又震撼人心：因困倦扒在椅背上艰难休息的乘客，在车厢里用麻将来打发旅途漫长时光的乘客，为了省钱而挤在一张硬卧上含情脉脉互视的情侣……看过这系列丛书的人，都记住了王福春的名字。
当时，王福春的身份还是一名铁路工人，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977年，“文革”结束，画着一手好画的王福春被调进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做宣传干事，起初对摄影还没什么兴趣，偶然间被派去拍摄单位的劳模，才***次摸到相机——一台老式的海鸥相机。
北京一广州，1989年
这一摸，他便没有停下来。“追溯到***早，这组作品应该就算是从1970年代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我就开始拍铁路，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坐火车也不花钱，随便坐。利用坐火车机会，我看到很多车上有趣的故事，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把它们都拍下来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正是中国铁路积极转型，日常生活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作为百姓能负担起的***重要交通方式，火车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迁徙，以及精神风貌。从一开始满车的解放服和解放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民工潮，封闭而满载的车厢，将时代的宏观变革凝缩为日常的微妙变化，王福春的工作让他有幸积累了很多珍贵而原生态的画面。
哈尔滨一上海，1991年
没几年，王福春遇到了人生***个选择。工会主席想提拔这个爱摄影的小伙子，于是派他去车间当书记锻炼一下，以便日后提拔。但是一听要离开相机，王福春不干了，“我不喜欢，也干不了，就觉得摄影挺好”。
两次下达任职令，王福春都拧着不去，一直到1984年，他听说哈尔滨铁路局研究所有个摄影师编制，便乐呵呵地立即转过去继续名正言顺地当摄影师。王福春说，他可能不是个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很灵光的人，头脑简单稀里糊涂的，但在人生大方向上，他把握得***准。
沈阳一大连，1994年
拿到免费的胶卷和相机，王福春拍起来更大胆也更有动力。他闭起眼睛回忆，那阵他一听不到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就会失眠，长期在火车上生活，这已成为他的“催眠曲”；在火车上生活，他既见识过集体救人的感动瞬间（这让他也养成了随身带急救药物以方便旅客的生活习惯），也见识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车厢管理混乱，犯罪分子公然在列车上吸毒和嫖娼的场景。
王福春经常把相机挂在左肩上，外面穿件外衣心梆梆直跳，相机拽出来按一张，手一松，顺势滑到衣服里遮住，不易被人发现。有些镜头没敢拍到，王福春现在念起来，依然充满遗憾，“但有些事情，很难美好，这是一种哲学”。
北京一沈阳，1994年
1998年，王福春选择了提前退休，他希望能够更自由地将时间用在摄影中。在工作期间，他也遇到了3次进京当摄影记者的机会，但就像他说的，自己“把握住了人生大方向”，留在黑土地上，继续拍火车上的人生百态。
“走过这么多年，我没有离开过铁路，也没有离开摄影。在我的生命中有多个岔路，可能会改变我，我都没有改变。因为我就适合干这个，给我下令当书记或这个那个，我连看都不看。对别人来讲，那还了得，提干不是好事吗？当官还不好吗？但我觉得没意思。回过头看，是傻的，但是傻人有傻命，我完成一件***喜欢的事，就够了。”
02
纪实摄影是一种“人学”
王福春将自己的拍摄比喻为挖井，当年他也挖了不少口“井”。早期，除了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他也拍了《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等不少摄影项目。“摄影师面对拍摄题材，就像面对好多口井，有深有浅，有的只要再一锹下去就出水了，但可能因为缺少‘透视眼’，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没出水就丧失信心走了；而我觉得只要看清是否有水，就要坚持一挖到底。这是成熟的标志。”
从一开始的无意识拍摄，到积攒了上万张火车上生活的照片，王福春渐渐摸索到了自己的拍摄命题。说是命题，他觉得自己肩上有了完成这“命中之题”的责任。
武汉一长沙，1995年
“这些照片不是眼下的事儿，需要过了很多年后回头看。拍二十多年的东北虎，回头看，虎是不会变的；而人在这几十年中，变化却非常大。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拍的那些都是啥，全是解放帽、解放服、中山装，全是单一蓝色的。整个千人一服，千人一面，没有变化。进入1980年代末，人们开始留长发，穿喇叭裤，等进入1990年代的时候，时装开始丰富和时尚了。这个时候，开始千人千样。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变化大’。”
通辽一集宁，1998年
王福春隐约感受到，自己的摄影生命已经与火车上所体现的时代变化交织到一起，这种变化充满魅力，于是他再一次在重要节点上做出选择，逐渐放弃了其他摄影项目，只专攻一口“井”——火车题材。
2001年，王福春出版了画册《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些厚积薄发的照片，以及漫长的时间线索让这组照片变得厚重而充满意味，这是他对那个变革年代所做的总结。
03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2006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高铁走入人们的生活。原本想退休在家休息的王福春又开始躁动不安了。老骥伏枥，他希望做出时间跨度更长、更有历史重量的作品。于是，他借青藏铁路开通之际，重新登上火车。
北京一哈尔滨，2007年
更多的变化让王福春应接不暇：“你看手机的发展，***早是大哥大，后来是带天线的手机，前几年手机越变越小，现在（手机）又变大了。过去，我拍电视***次出现在车厢里，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 现在（火车里）电视就在乘客头上，大家却连头都不抬一下，全低头看自己的电脑、iPad或手机。我在车上拍低头族，这不又是时代在变化吗?”他意识到，这些都是值得用影像记录的，“拉开时间看，让人有感触”。
宜昌一汉口，2012年
王福春的照片中充满细节，就像他说的，纪实摄影有时是一种“人学”，他拍的都是百姓生活，都是人们可视同时又容易被忽视的事物。生活化、情绪化、趣味化是他对自己多年拍摄的总结，国家大事他不拍，因为“没那个义务”，“拍得漂不漂亮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能记录一段历史。
北京一上海，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