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1日，北京地铁1号线，车厢里走出一名时髦的女青年。
对“北漂”摄影师张星海来说，每天承载千万客流的北京地铁像个舞台：乘客是京剧里的“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亮相”后便匆匆离去。
他把镜头对准这个“舞台”上的面孔，一拍便是十年。
近来，他把照片制成视频短片《北京，北京》发布在网络上，迅速引起关注。
他说，这是一个街头摄影师对北京的解读，也是一个孤独外乡人在繁华都市挣扎的真实写照。
44岁的张星海是北京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工作中的拍摄对象大多是会议、论坛上的人。而上下班的地铁里，他拍的是身边形形色色的陌生人。
张星海
在他保留的4000多张照片中，有上班族、小学生、行乞者、农民工、流浪歌手和外地游客，还有抓小偷的便衣、收瓶子的老妇、发广告的小伙，偶尔也会看到打扮奢华的贵妇和身材高挑的模特。
过去十年，北京的地铁版图飞速扩张，现有18条线路、总里程574公里。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900公里。
张星海***次体验地铁是1999年，那年，他怀着作家梦来到北京。他学汉语言文学，却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从事收入微薄的体力劳动，直到2006年才当上报社编辑。后来，他羡慕摄影记者的“长枪短炮”，于是省吃俭用，花一千多元买了台胶片单反。
改变他摄影思路的是一部记录中国西北生活的专题片。片中“农民打土坯”等西北特有的场景，勾起了他对陕西老家的回忆。
“我突然明白，打动人心的摄影不是花花草草和漂亮的风景，而是要关注人，关注当下普通人的存在。”
2014年12月25日，地铁10号线，进入梦乡的情侣。
由于孩子小，他的业余拍摄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每天上下班坐地铁的三小时自然成了他的选择。
然而，把镜头对准陌生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到他在拍，友好的人会点点头，一笑而过；介意的人会扭过脸，或者“回敬”他一个“白眼儿”；严重的，人家就直接拒绝，甚至报警要求删照片。
一次，他看到一个女孩闭着眼，等待外国男友亲吻。他鼓足勇气走过去，举起相机对着女孩的脸就拍。谁料女孩的眼睛睁开了，恼羞成怒，一把抓住他的相机背带。不一会儿，警察来了。张星海当着女孩的面儿把一整卷胶卷曝了光。
后来，他索性在上车前就把相机挂好，露在外面，像是大大方方告诉周围的人：“我是来拍照的。”
2011年7月21日，国贸地铁售票大厅里，两名发型师背着他们的模特一闪而过。
由于冲洗胶片的成本提高，他把相机换成数码，但时至今日，他仍拒绝用手机拍摄作品。“总感觉拿出手机是在偷拍。”
一次，他在车厢里看到有两个弹着吉他的卖唱者，便举起相机，结果周围的人都拿出手机来拍。这阵势吓坏了卖唱者，大喊一声“快跑”，歌没唱完就跑掉了。
愉悦的场景在他记忆里并不多。张星海说，他拍人生百态，但主题是“失落”。躺倒的醉汉，哭泣的女人，昏昏欲睡的白领，满脸汗珠的工人，都能勾起他的共鸣，他从人们的表情里读出生活的忧伤和不易。
让张星海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地铁里售卖诗集的“诗人”。他一路吆喝，却无人搭理，就像诗一样，离人们渐行渐远。张星海说他也曾喜欢读诗，但为了生计，诗和远方都不在了。
2015年12月30日晚上10点多，地铁2号线，一位“诗人”在车厢里兜售他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失》。
他的作品入围了今年的阮义忠摄影人文奖。评委严志刚认为，张星海的作品就像质朴的白话文，讲述了一个摄影师普通的日常生活。“我几乎相信，通过照片，摄影师看到的就是自己——一个在北京闯荡生活的外乡人，好奇麻木无奈厌倦却上瘾般无法摆脱。千篇一律的表情和画面的重复就是作品*大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张星海曾在地铁里两次遇到拿着相机的摄影师王福春。王福春以常年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而知名。看到王福春发表的地铁照片，张星海觉得很了不起，但和《火车上的中国人》相比，“不那么鲜活”。
但他认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因为拍摄对象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独立，注意隐私，时刻保持距离。
张星海的地铁照片也见证了社会变迁。2006年，地铁里还有看报纸和卖报纸的人，现在只剩看手机的人；过去人们戴口罩是防唾沫星儿，现在是防PM2.5。
最近几年，一些城市出台地铁里“禁止拍照”的规定，引发争议。2015年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投票者反对地铁“禁拍”，8.1%的网友非常介意出现在陌生人的镜头里。
张星海并不知道“禁拍”规定，不过他也不想再拍地铁了。他想结束“北漂”，回到陕西老家，去拍乡村生活。
